政府要為青年向上流動創條件
疫情三年，澳門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經濟奄奄一息，失業率高企，市民對前途甚為悲觀。身處於這個風雲變幻的時代，本地人無法向上流的問題更加凸顯，其中外勞氾濫、用人唯親等問題，嚴重阻礙澳門人、特別是沒有顯赫背景的年青人向上流。當官員批評本地人「不願放下身段」的時候，他們又有曾想過自己有否為陷於困境的澳門人做過什麼!?
畢業即失業 人生感迷茫
澳門自回歸後，一日千里的發展速度尤如搭上高速列車，博彩旅遊業勢頭暢旺，政府庫房收入暴漲，社會和諧，政治穩定。儘管很多市民收入有所增加，本地人向上流動的機會依然不足。但當時特區政府坐擁金山，可以動用銀彈政策去遮蓋所有矛盾。可惜好景不長，新冠疫情猝然來襲，導致經濟一片死寂，失業率節節上升，屢次創下新高。儘管現時本地市道逐步回穩，但經濟規模仍難跟疫情前相比，能否東山再起更是未知之數。目前適合本地人的工作崗位依然僧多粥少，過去三年，不少大學生畢業即失業，即使僥倖獲得工作機會，大多也只是做外賣車手、餐飲和零售等散工，可見本地年青人不斷被迫向下流，他們看不到出路，對人生感到迷茫。
任人唯親 阻礙向上流動
本地人向上流的管道阻塞不通，即社會階層出現固化，下層的人沒有公平的機會向上流動，上層的人則長期享有優越的資源和地位。沒背景、沒家財的本地人無法向上流，對前途失去希望，對社會的歸屬感越來越低，這樣人心焉能不亂!?其實，阻礙本地人向上流的原因，主要有一、沒有公平公開的用人制度﹕在澳門這個蕞爾社會，單靠拼勁努力沒有人脈關係，無疑輸在起跑線上。聘請晉升靠「走後門」；官委間選議員、社團要職等出現家族式壟斷的世襲情況，「識人好過識字」的價值觀當道，「有能者居之」的價值觀則不復見。早前有官員的子女被委任為多個政府委員會的委員，就惹來任人唯親的質疑。當然，委任高官的兒女進入政府組織，並不一定涉及謀取私利，但作為官員必定要以身作則，任人不唯親，不搞裙帶關係，避免瓜田李下之嫌。況且，政府組織成員確實沒必要刻意委任官員子女去擔當，任用有能力的「外人」，不僅能改變外界對政府偏重權貴意見的觀感，也可增加各階層之間的流動，逐步改變「靠父幹母蔭」的歪風。
外勞氾濫 激化社會矛盾
二、外勞氾濫成災﹕自賭權開放，社會經濟急速起飛，在部分行業人手緊絀和商界壓力下，政府盲目大量輸入外勞，從兩萬、增加至六萬再飆升至十二萬，最高峰之時約有二十萬，數目之多可謂十分不正常。當局一直粗疏濫輸外勞，早已令本地人向上流的階梯受到嚴重擠壓。經濟好景之時，本地人尚且有工開，還可以「隻眼開隻眼閉」。但一場疫情令澳門經濟陷入深度衰退，即使現時經濟好轉，但本地人找工作亦非想像般容易，這個時候，外勞不只影響本地人向上流，甚至是搶了本地人的工作機會。但正所謂「請神容易送神難」，在不少本地人阮囊羞澀、為柴米油鹽發愁的情況下，部分工種的外勞數目仍非常龐大，這就激化出不少社會矛盾。
看不到前景 積不少怨氣
只要肯努力肯拼搏，就一定有出頭天，這是上世紀的主流價值觀。的而且確，數十年前，不少人以小本經營的方式賺取人生第一桶金，其後生意越做越大，甚至成為社會名流，這些靠自身打拼去改變命運的勵志故事比比皆是。但時移世易，這種成功的故事已不能再複製。隨著經濟急速轉型發展，外勞數目激增，職場衍生出不少欠缺公平的情況，積極向上換來的並不是升職加薪，而是身先士卒第一個被辭退；用微薄的積蓄去創業，換來的並不是人生第一桶金，而是損手爛腳債台高築。特別是經濟前景依然充滿暗湧、工作職位供不應求之時，不少優秀的大學畢業生，即使履歷如何亮麗，在求職路上仍處處碰壁，最後只能淪為當外賣車手、茶飲店店員；相反，官二代就隨時被委任為政府組織成員；富二代隨時空降團體要職，傳統社團早已淪為「太子黨」培訓場所。沒家財沒人脈的本地人對倚靠個人努力提升生活質素則充滿無力感，其中年青一代是重災區，他們看不到出路，更看不到前景，累積了不少怨氣。
時代不同 面對困難不同
不少老一輩的成功者喜歡倚恃既得的經驗和地位向年輕一代說教，所說的「道理」卻往往離地萬丈，忽略了每一個時代的實際環境都不盡相同、每一代人要面對的困難都不一樣的基本道理。並非每個人都含著金鎖匙出生，亦非每個人都有幸擁有當官的父母。在這個靠兩分能力加八分人事的澳門社會，沒有顯赫家境的本地人出路狹窄，向上無望，對於他們所面對的困境，上了岸的成功者永遠沒法感同身受。
以民為本 創設向上條件
普羅大眾關心的是如何保住手上的飯碗、如何尋找一份較體面的工作。本地人是社會的棟樑，年輕一代更要為一個地方寫下屬於明日的篇章，如果他們的生活不斷向下沉淪，這樣的城市不僅沒有前途可言，市民和政府更會貌合神離，社會戾氣越來越多。真正的「以民為本」不需富麗堂皇的口號，為本地人創造發展空間也非紙上談兵。政府應該為沒父幹的本地人築起向上流的階梯，挽回他們對未來的信心，這樣才能讓本地人看到真正的曙光！ ＊雲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