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之善理念有何差異？
    【中新社北京5月24日電】（作者   王振耀  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西方有機構依據一個時期是否幫助陌生人來評價世界各國慈善先進與否；在中國“百善孝為先”，針對大災大難的捐贈屬世界一流。東西方之間關於善的理念存在截然不同的諸多方面。
    首先，中西至善觀確實存在不同。中國的至善觀，就是《大學》所載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一至善觀強調家國情懷與修身為本，是做君子的倫理；強調公共性，是個體融入天下的使命。
    而源於古希臘的西方至善理念更強調善的理念性。柏拉圖在《國家篇》中認為善有三類，一是歡樂，二是健康與理智，三是體育鍛煉、醫生與掙錢的技術等。其中，正義屬於最好的善，“就是做自己分內的事和擁有屬於自己的東西”。柏拉圖認為，善是知識和真理的源泉；儘管真理和知識都是美好的，但善的“型”比它們更美好；因為把真理賦予知識對象的這個實在，使認知者擁有認識能力的這個實在，就是善的“型”。對人類個體生活即人欲的充分肯定和高於真理與知識的“型”即實在的追求，是西方至善觀的重要特徵。
    第二，在基本公共倫理尤其是財產觀方面，天下為公是中國的基石性共同價值觀之一，而西方強調私有制神聖與不可侵犯，即天下為私。這兩個根本性的對立，決定了行為方式、政治體制、經濟和文化制度的差異。這是由經濟的所有制結構決定的。
    中華文明中與天下為公緊密關聯的財產觀強調，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國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在這種理念的影響下，中國社會形成了“善財”觀，甚至產生了善財童子的神仙形象。這樣的商業倫理與西方相當不同。
    第三，立足於公共之善，中國社會視公共權力為必要的善，西方則視權力為必要的惡。“大禹治水”反映的就是中華民族對公共權力的基本定位，在大災大難前要求政府首先積極發揮作用。而在西方的典型故事中，遇到大洪水，看不到政府的影子，更多是看人們的信仰如何以及神所賜予的方舟。這一善一惡的對立，左右了中西世界關於公共之善的理念尤其是政府的治理方式。
    第四，在哲學觀方面，以《周易》為重要經典的華夏文明強調天人合一的太極陰陽觀，認為陰陽互體，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而西方強調正義與邪惡二元對立觀。中國文化強調天道、地道、人道的積極互動，認為“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之利，莫大乎聖人”；而西方文化更強調神與人的互動。
    第五，在認識論方面，中華文明依據對自然的整體認識，強調要“與天地齊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認為事物發展有循環性、周期性和整體性，通過現象也可認識現象。同時，認為萬物皆有道有名，天地之始為無，萬物之母為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法自然。中國的思維也強調頓悟與憚修，鼓勵善知識，展現人生的活潑。
    而西方則強調邏輯推理，特別注重“是”，尤其是自然科學的研究。古希臘哲學的集大成者亞裡士多德就建立起龐大的知識體系，奠定了歐洲知識體系的基礎；他將善分為三類即身體的善、靈魂的善、外在的善，並認為每種技藝與研究、每種實踐與選擇都以某種善為目的，特別強調知識與善的內在聯系。啟蒙運動時期，歐洲接受了進步觀念，實現了知識體系的系統更新並促成科學、技術與商業的結合。（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