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有跨文化交流魅力
     （續前）720世紀70年代，出於當時政治需要的轟轟烈烈“評紅”運動，卻引發了《紅樓夢》跨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二個全譯本蜂擁時代。首先，中國國內推出了蒙、藏、維、哈、朝等少數民族語言的120回全譯本，擴大了《紅樓夢》在民族語言讀者世界的傳播。其次，英語世界最重要的楊憲益夫婦和霍克思翁婿兩個全譯本，也在這一時段或稍後完整刊出——而關於這兩個文本的比較，仍是延續至今的議論話題。再者，改革開放初期，由李治華夫婦翻譯、其師鐸爾孟校訂的《紅樓夢》法語全譯本（1981年初版），以及楊憲益夫婦英譯本轉譯的趙振江領銜西班牙語全譯本（1988年初版），都體現出譯校者全面移植中文意譯表達。21世紀初的《紅樓夢》德語全譯本，其前80回發端也同東德培養的馬克思主義譯者史華慈息息相關。可以說，20世紀的最後三十年，《紅樓夢》全譯本扎堆式的湧現，反映出中華文化的世界影響，正以全景式的形象集中展現。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毅然提前從牛津大學退休、全情投入英譯《紅樓夢》前80回的英國漢學家霍克思，首度開啟英語多種文學表達手段、全面仿擬曹雪芹藝術技巧“摹寫”《紅樓夢》文本的模式；他的學生兼賢婿閔福德，忠實繼承霍克思的這一翻譯策略，使此譯本還未問世就擊敗了彭壽神父的首個英語全譯本而簽約企鵝出版社，完整刊行後躋身英語世界一流文學作品之林。正是由於霍克思翁婿完整英譯本的問世，才使西方語言讀者世界不再把《紅樓夢》視作單純反映三角戀愛的二三流小說。而其直接、完整影響的白山人瑞典語全譯本和崔溶澈、高旼喜韓語全譯本，以及間接或片段切合的捷克語、斯洛伐克語全譯本，也為《紅樓夢》在歐洲世界的較高地位奠定了堅實的跨文化認知基礎。
    21世紀才過20年，但《紅樓夢》的跨文化交流仍在向縱深發展，已完成的德語、泰語、馬來語、保加利亞語、荷蘭語等全譯本就是典型例子，而孔子學院“新漢學計劃”的實施，無疑也是其中不可忽略的強大推手。伴隨著中國從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日益成長為不容小覷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歷程，中華文化百科全書式的巔峰文學作品《紅樓夢》，由一鱗半爪的片段輸出、充任學習漢語的輔助讀物，到介紹主要故事情節、顯示二三流小說的俗套，再上昇為展現中華文化要素的全面譯介，並通過模擬曹雪芹創作風格和技巧躋身世界一流文學作品之列。兩百年來《紅樓夢》跨文化交流的軌跡，也是中國命運自近代以降跌宕起伏、發奮圖強回歸本位的平行寫照。
    平心而論，18世紀創作完成的百萬字體量小說《紅樓夢》，堪稱體大思宏，讀來千人千面。在逐漸脫離傳統宗法社會結構的今天，作為母語文本的閱讀者對其尚有大量誤讀和臆解，如前些年《紅樓夢》在網評中不幸“榮膺”死活讀不下去的中文小說之首，那對於文化不同的民族語和外國語讀者而言，《紅樓夢》不啻一種難以攀越的閱讀高峰。所幸，歷經一代代漢學家的艱辛努力，在湧現30多種語言的150多個不同篇幅譯本之後，《紅樓夢》終於可以像在中文世界所享有的傳統至尊地位那樣，開始受到以英語為代表的外語讀者越來越熱絡、崇高的評價，可以比肩莎士比亞、狄更斯、塞萬提斯、歌德、巴爾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世界一流文豪的作品。
    《紅樓夢》之所以越來越受到世界各國讀者群的關注，主要魅力就在於其中包羅萬象而又不露痕跡的中華傳統文化精髓。而將其準確傳遞給跨文化閱讀的受眾，也成為譯者填充文化缺位的一個難點。儘管《紅樓夢》本身缺乏緊張激烈的情節衝突，但文化要素的充盈之于當今跨文化交流頻繁的世界，恰似民國時代蜂擁聆聽一代學術大師陳寅恪的講課，並非追求講課如何生動，而是服膺于講者淵博的學識及其有機的串連。
    相較而言，作為小說本身文藝創作技巧的綜合展現和巔峰示範，曹雪芹筆下的《紅樓夢》歷來被認為是跨文化交流的天塹，這一點在“一生英譯出整個中國”的譯壇名家伉儷楊憲益、戴乃迭夫婦的訪談文字中就有體現。然而，霍克思、閔福德翁婿的勠力嘗試，似乎將這一“天塹”變成了通途。其實，觀察更多的《紅樓夢》譯本，早如德語孔舫之，晚至捷克語王和達、斯洛伐克語黑山，這些譯者也都在各自的迻譯實踐中或多或少做了霍克思的迻譯嘗試，祗是因為其譯語的非通用性，長期不為人所知罷了。今後的《紅樓夢》跨文化交流，需要在相關翻譯學理論研究的基礎上，主動進行以曹雪芹文筆為標準的跨語際文藝摹寫。這一策略逐漸成熟後，原本《紅樓夢》在外語世界的最大閱讀難關，反而可能成長為跨文化交流的又一個魅力。（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