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學者為何也高評蘇東坡
    【中新社海口4月18日電】（中新社記者 張茜翼）蘇軾是中國文學史、美學史和思想史上的傑出人物。20世紀70年代以來，蘇軾在黃州、嶺南的貶謫文學尤其受到國內外學界重視。
    西方學者為何也高評蘇軾？在他們眼中，蘇軾在貶謫經歷中體現出怎樣的文化人格？其應對精神困境的智慧有何當代價值？從西方對蘇軾的多視角研究解讀，又如何看中華民族形象的國際構建？
    四川輕化工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教授萬燚潛心蘇軾研究多年。她在海南出席首屆中國（海南）東坡文化旅遊大會期間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對此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在西方主流認知中，蘇軾是怎樣的人物？
    萬燚：西方學界研究呈現的蘇軾形象較為立體複雜，一方面，蘇軾是偉大的“多面天才”，追求自由、個性、多元價值觀及“平凡中有智慧”的哲人，熱愛生活、積極融入世界的智者；另一方面，蘇軾也有普通生命個體身處精神困境時的掙扎與抗爭，不斷艱難緊張地探尋自我與世界的關係，試圖獲致精神衝突的和解與安寧。
    中新社記者：蘇軾的一生遭三次貶謫，在此期間不僅在詩詞方面佳作不斷，個人思想境界也得以昇華。在西方學者眼中，蘇軾在貶謫經歷中體現出怎樣的文化人格？
    萬燚：西方學者認為，在貶謫期間，作為作家的蘇軾漸臻佳境。他可以有時間反思自己的經歷和個性，探索新的寫作方式，發掘支撐他度過流放期的內心源泉。
與國內學界較多肯定蘇軾“文化英雄”的貶謫形象不太一樣的是，西方學者多將蘇軾視作一個應對精神困境的普通人。他們多從如何對抗挑戰的角度深入剖析蘇軾的內心世界，認為其一直在艱難、緊張而執著地協調自我與世界的關係，以一個積極的行動主義者的姿態參與到改造世界的各項事務中，依然為民造福，包括賑災、構築防禦工事、修築堤壩治水、改善醫療設施等。蘇軾還不遺餘力地說服一些官員加入，這是歷史上少見的發生在貶官身上的事，且在儒家或道家傳統中都沒有相應思想支撐。
    因此，在西方學者眼中，蘇軾擁有心系天下蒼生、仁愛自然萬物的情懷，在具體的行政管理上具有充沛的精力與驚人的創造力，稱得上是一個積極與周圍世界接觸、交融的典範。在此意義上，蘇軾證明了自身的偉大，體現了他獨特的文化人格。
    中新社記者：“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即使是貶謫之身，蘇東坡依然殫精竭慮地為黃州、惠州、儋州的百姓造福，為百姓所愛戴、尊崇。西方學者為何也高評蘇軾？
    萬燚：蘇軾一生宦海浮沉，得意時少失意時多，三次被貶，飽受打擊和排擠，長期窮困潦倒，卻名垂千古。西方學者高評蘇軾，主要也是有感於他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境界，蘇東坡百折不撓的意志品格、樂觀豁達的人生態度永遠激勵著人們。蘇軾“坡仙”的稱號，就是因其灑脫率性、飄逸放曠的人格魅力而來。
    在這一點上，西方學者高評蘇軾，同國內學者是一致的。祗是西方學者的學術興趣更多聚焦於蘇軾對苦難的超越上，如艾朗諾（Ronald Egan）的《蘇軾人生中的言、象、行》、傅君勱（Michael Fuller）的《通向東坡之路——蘇軾詩歌中“詩人之聲”的演變》、唐凱琳（Kathleen Tomlonovic）的《蘇東坡的貶謫與回歸》、管佩達（Beata Grant）的《再見廬山——佛教思想對蘇軾生活及作品的影響》等著作，均著意於強調蘇軾內在精神的蛻變和昇華，最終達到自我超越的人生境界。最具代表性的是傅君勱在《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中的論述：“文人士大夫階層堅持著儒家的自我實現理想，但是他們越來越將自己的關注點從仕途轉向更加內在化的聖人之境。”西方學界擅長用文本細讀的方式細緻深入地挖掘蘇軾作品中展現出來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境界的豐富內涵，以此來解釋他的詩意人生、審美超越。
    中新社記者：“一蓑煙雨任平生。”在西方學者看來，蘇軾一生多次被貶，面對多艱人生，他是如何治好自己的精神內耗的？西方學者怎樣看待蘇軾應對精神困境的智慧在當今時代的價值意義？
    萬燚：西方學者認為蘇軾在體驗“疏離”的痛苦中逐漸達成精神的“調和”，完成了由“臣”到“人”的角色轉變和人格獨立的過程。人生的苦難迫使蘇軾反復思考作為“人”的意義，最終形成了出為“臣”，處為“人”，並且最終歸結到“人”的出處思想。還認為蘇軾通過淡化貶謫身份強調隱逸形象而獲得了精神上的解脫與超越。他應對精神困境的人生智慧在於將自己被迫“流放”轉化為一種自願“回歸”，重新歸於生命本真，歸於簡單自然的生活方式。
    在西方學者看來，轉換視角，調整認知，在現有環境條件下找到維持身心平衡的有利因素，始終保持自己詩意棲居的樂觀人生態度，是蘇軾特有的人生智慧，對當今時代的人們也具有啟示意義。
    中新社記者：在西方漢學界的研究中，蘇軾如何從儒釋道三家思想中吸取精神資源？
    萬燚：西方漢學界認為蘇軾出入三教，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融會貫通並以自己的豐富實踐在各個文化領域開拓創新。蘇軾對傳統儒家思想有承續更有超越和改造，譬如他並不以傳統儒家的善惡觀而界定“好”與“壞”，堅持將人類情感的合理性視為所有禮制、亦即所有價值觀念的最終源泉。在蘇軾看來，所謂“好”，指的是那些能够帶來公共福祉的行為，所謂“壞”，則是隻有某些個體受益。
    西方學者認為蘇軾對佛家思想的接受是有選擇的，佛家思想並沒有將蘇軾引向脫離世俗事務的消極方向。蘇軾遭貶謫期間，習佛成為其應對處境挑戰的一種重要方式，在此過程中逐漸涵養出一種隨緣自適的曠達心境。
   蘇軾汲取道家“人與自然天地為一”的思想，重新確定自己在宇宙中的身份。他將一己之痛苦與磨難置於天地間審視，個人的遭際在綿延不絕的人類與寥廓亘古的宇宙中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中新社記者：從西方對蘇軾的多視角研究解讀，如何看中華民族形象的國際構建？
萬燚：相對於富有浪漫色彩的“文化偶像”這一標籤，西方學者更願意稱蘇軾為應對挑戰的智者、積極的行動主義者、令人驚奇的變革者、文化的自由主義者等。西 方學者的相關研究建構出獨特的蘇軾形象——可信可愛可敬，體現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魅力。隨著中國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國際交流深入推進，建構中華民族形象，就要更加深入挖掘如蘇軾所代表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範，結合時代要求繼承創新，且大力對外傳播，讓中華文化展現出永久魅力和時代風采。
    有句話說，每個中國人心中，都有一個蘇東坡。隨著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和深化，東坡文化逐漸為全世界人民所熟悉和熱愛，已成為全世界人民瞭解中國的一個重要平台。蘇東坡開放包容、兼收並蓄的文化精神符合現代價值觀，具有世界性，蘊涵人類共同的精神追求。越來越多的外國友人通過蘇東坡讀懂中國、熱愛中國。弘揚東坡文化，賡續東坡文化開放包容、兼收並蓄、自強不息、勇於創新的文化精神對推進中外文明交流互鑒很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