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鳴九畢生「推石上山」
    【中新社北京12月24日電】《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倪偉）凡是造訪過柳鳴九家中的人，都會留下兩個難以磨滅的印象。一個是小，他住了幾十年的房子，僅有三十多平方米；另一個是那兩隻靠牆的黃色書櫃裡，滿滿裝著的幾乎全是他或寫或編或譯的書。
    2022年12月15日淩晨，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法國文學研究會原會長柳鳴九在北京去世，享年88歲。這位以“成果至上主義”為信條的學者留下的兩隻書櫃，裝著改革開放以來法國文學進入中國的足跡。
    “揭竿而起”的膽識
    與人們對其“翻譯家”的印象略有出入，翻譯祗是柳鳴九的“副業”，他戲稱自己為翻譯“票友”，主業則是法語文學研究和主編。
    20世紀50年代，他在北京大學西語系讀書，畢業後，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古典文藝理論譯叢》編輯部，後來轉入中國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社科院外文所前身），直至退休，畢生精力投入法國文學的研究和譯介。
    在一些人眼裡，柳鳴九不僅能力出眾，而且膽識過人。比如，柳鳴九曾主編過一套《撒旦文叢》，撒旦在西方是魔鬼的別稱，名字就很離經叛道。文叢收錄了十一本法國情色小說，都是出自都德、薩德、左拉等文學大家之手。柳鳴九覺得這些小說也是法國文學風景的一部分，且是文學大家寫的，必然有其價值，應介紹到國內。
    柳鳴九真正為人所敬重的膽識之舉，發生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直接將矛頭指向為文藝領域投下陰影的“日丹諾夫主義”。
    日丹諾夫是蘇聯1934年至1948年間的高官，在文藝方面，他徹底否定20世紀西方的文學藝術。新中國成立後，在對待20世紀西方文學藝術的問題上，國內的外國文學翻譯與評論工作，一直受日丹諾夫論斷的控制。
    “祗要日丹諾夫論斷之劍仍然高懸，我就會喪失整整一個世紀的學術空間，眼睜睜望著20世紀這一大片高遠深邃的藍天而不敢飛近。”柳鳴九後來回憶說。1978年，改革的空氣在各領域蔓延，柳鳴九受到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激勵，準備對日丹諾夫主義“揭竿而起”。
    從1978年秋天到1979年，柳鳴九連續向日丹諾夫主義發出了三次衝擊。1978年10月，全國外國文學研究工作規劃會議在廣州召開，受馮至等領導點名，柳鳴九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隨後，長達六萬字的報告全文以《現當代西方文學評價的幾個問題》之名在《外國文學研究》連載。1979年，他通過《外國文學研究集刊》組織的“外國現當代文學評價問題的討論”系列筆談也陸續刊發。
    這些發言和筆談的目的祗有一個：消除日丹諾夫主義影響，為西方現當代文學鳴不平、講公道話。
    柳鳴九高調的表態很快引來了批判之聲。但經歷過暴風驟雨的柳鳴九沒有被嚇垮，反而打定了一個主意：進一步以過硬的材料清除日丹諾夫的影響，那就是創辦“法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刊”，親手將法國20世紀當代文學引入中國。
    “法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刊”的當頭炮，就是影響深遠的《薩特研究》。1981年，柳鳴九在法國作學術訪問，向薩特的終身伴侶西蒙娜•德•波伏娃介紹了叢刊的設想，波伏娃對他從薩特入手感到很高興，也十分認同。這本書點燃了20世紀80年代國內的存在主義熱，也讓柳鳴九獲得了“中國薩特研究第一人”的稱號。
    “我也確信，自己較好地完成了對一個大哲人、大作家做鑒評、解析、展現與引進的全過程，使得薩特在精神文化上公開進入中國，這在中國無疑是一件具有開拓性的事情。”他後來回憶道，自己“為薩特辦了文化入境簽證”。
    為法國文學登高一呼
    1985年，柳鳴九啟動了一個更為宏大的法國文學引進計劃：《法國二十世紀文學叢書》。到1997年，歷時十二年出了十卷，每卷七本，一共七十本，很多法國作家正因為被該叢書收錄，才第一次被中國人知曉。
    柳鳴九不辭辛勞，為每一本書單獨撰寫序言，一共寫了七十篇，近五十萬字，向讀者全面推薦法國當代文學。見識之廣、筆力之深，令人驚嘆。
    “從閱讀資料、確定選題、約譯組譯、讀稿審稿，再到寫序為文、編輯加工，還要解決國外版權問題，凡事都要自己動手，每一步無異于西西弗斯推石上山。”柳鳴九曾回憶道。每一篇序，他都盡力做到言之有物、有真知灼見、詮釋深度和鑒賞情趣。
    20世紀70年代末，國門甫開，外國文學翻譯開始“補課”。文學翻譯中最熱門的是英語和俄語文學，因為會的人多。
   但由於柳鳴九登高一呼、廣泛發動，法國文學當時也成為一個成果豐碩的領域。
    柳鳴九對法國當代文學的全景式掃描，練就了獨到眼光。20世紀90年代，他主編“新寓言派作家選讀”，親自選了三位作家：米歇爾•圖尼埃、勒•克萊齊奧和帕特里克•莫迪亞諾。後來，勒•克萊齊奧與莫迪亞諾分別于2008年和201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中國法語文學界對他們的長期關注，始于柳鳴九。他們獲諾獎前曾獲得了人民文學出版社評選的“21世紀年度最佳外國小說”，勒•克萊齊奧親自到北京領獎，莫迪亞諾則寫了一封致謝信。如今已被廣泛認可的法國作家塞利納名著《茫茫黑夜漫遊》，最早的推薦文章也是由柳鳴九寫於1987年。改革開放後對紀德的重新發現，柳鳴九也曾起到推動作用。
    此外，柳鳴九還主持編纂了“諾貝爾獎獲獎者傳記大系”“西方文藝思潮論叢”“世界短篇小說精品文庫”“外國文學名家精選書系”“思想者自述文叢”“本色文叢”等書系，其中不少書系均為數百萬字之巨。
   柳鳴九以主編作為自己榮耀的身份，退休後，仍然持續幫出版社主編各種叢書。
 “小小西西弗斯”
    柳鳴九性格直率誠懇，在他寫下的大量有關自己的文章中不掩“私心”。他坦誠地說，自己一生頗有點好名，但“君子好名，取之有道”。他開玩笑說，或許是跟名字有關，這個取自“鶴鳴於九皋，聲聞于天”的名字，過於張揚了。
    20世紀70年代末向日丹諾夫主義開炮，並組織重新評價20世紀西方文學，他回想起來，承認其中也有強烈的個人英雄主義動機與“自行其是”的痛快。
    他晚年仍孜孜不倦著書編書，除了出於勤奮，也有現實原因，他想趁著還能干活，多賺些稿費。他的兒子在37歲那年于美國英年早逝，留下出生在美國的女兒。為給孫女多留些上大學的經費，他直到耄耋之年仍不願休息。
    老年喪子帶給他的打擊是無法形容的，他曾經克制而瑣碎地回憶兒子短暫的一生，說他熱愛生活、愛電影、愛看書、愛看報、喜歡駕車在公路疾駛……他也愛妻兒，留下來的財產，保證她們能過上不愁溫飽、安定小康的生活。
   他還以自己的部分財產與親友的支持，在他畢業的大學裡設置了一項用他的名字命名的獎學金，雖規模不大，但可每年資助一個貧寒學子的學費與生活費。“活得長久的人像是高高的一支蠟燭，而我可憐的兒子，他的蠟燭很短，可是他燃得那麼明亮。”
    喪子也讓他痛感人的易損和速朽。年輕時，他滿心贊同人類是宇宙精華、萬物靈長，到了晚年，他更相信人就是一根脆弱的蘆葦。
    這時他想到加繆《西西弗斯神話》裡那個推著石頭上山的西西弗斯，周而復始，永無止境。但加繆說，西西弗斯並非不幸，他是幸福的，因為他體驗了奮鬥的艱辛與愉悅，這足以充實人心。
    “我沒有西西弗斯推石上山那種悲壯與堅毅，但我也是推石上山者，算得上是一個‘小小西西弗斯’。”柳鳴九寫道，他畢生推動的，是文學史研究、理論批評和散文隨筆寫作三塊巨石。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法國文學翻譯家余中先感慨地說：“每個時代都需要有像柳先生這樣的人，既有學問又有膽量，真正做一些有用的事。”
    柳鳴九晚年回顧一生，讓他滿意的也是那些實績：“我並不想在嚴肅理論與學術術語所織成的意識形態帷幕後面，在富有詩意的文化面紗後面若隱若現；我也不想在我那些人文書架的旁邊，借文化的光彩映照我自己；我更沒有華美的冠戴來標示自我，我祗能像羅丹的思想者那樣，沒有遮掩、沒有裝點、赤著膊臂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