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朗諾說要認識中國
需瞭解中國古代文化
    【中新社舊金山9月21日電】（中新社記者 劉關關）從19歲跟隨白先勇先生學習中文算起，美國知名漢學家、斯坦福大學前東亞語言與文化系主任艾朗諾（Ronald Egan）與中國文化的情緣已經超過半個世紀。西方學術界的漢學研究是否有必要向大眾化靠攏？中西方文化之間有何相通之處？中國古代文學是否可以成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樑？艾朗諾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從他對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經歷出發，對上述問題作出解答。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進入漢學研究領域的契機是什麼？
    艾朗諾：念大學二年級的時候，我們必須選一門外語課程。我最初是對中文這門語言感興趣，後來非常偶然地碰到白先勇老師。我本來想念英語系，他看到我對中文感興趣，就一直鼓勵我“改行”念中文。白先勇老師送給我一本《唐詩三百首》，還會趁周末請我到家中一起讀幾首其中的唐詩，這本書可能是我接觸的第一部中國古代文學作品。
    美國詩人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對我的影響也比較大，他對中文非常感興趣，還把李白的幾首很出名的詩翻譯成英文。龐德並不是漢學家，但他是詩人，那些詩翻譯得非常好。  20世紀五六十年代，龐德的文章很流行，很多人就是受其影響才進入漢學研究領域。
 
    中新社記者：雖然最初是對唐詩感興趣，但您博士論文研究的是先秦文學，寫了有關《左傳》的論文，後來又先後將研究重點放在北宋文學以及錢鍾書先生的著作上。是哪些原因導致了這一系列轉變？
    艾朗諾：在哈佛大學讀研究生的時候，我慢慢感覺到，應該對中國古代文學的早期經典有一定瞭解。當時我認為不管之後要研究唐、宋還是明清等其他時期的文學，對《左傳》的瞭解都會成為基礎。就好比如果你想學習西方文學，就必須先熟悉古代希臘文以及拉丁文文獻。
    博士畢業後，我開始在哈佛大學教授文言文。我發現宋代文言文比先秦時期簡單得多，詞彙也更接近現代中文，學生更容易接受，於是我就轉變了研究對象。後來我又偶然翻譯錢鍾書先生的作品，原因是我在哈佛的老師方志彤一直要我注意錢鍾書的文學研究。
 
    中新社記者：在您年輕的時候，美國的“嬉皮士”和“垮掉的一代”文化盛行。與此同時，您選擇了中國古代文學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這些文化在您的思想體系裡發生過什麼樣的“化學反應”？
    艾朗諾：雖然我從來沒有想成為“嬉皮士”，但與此有關的思潮對我還是有一些影響。我開始學習中文是在1967年前後，當時美國人尤其是年輕人對上一代非常推崇的一些人物、思想、倫理、價值觀和制度等都持有懷疑、失望的態度。另外，當時的國際政治環境也比較特殊，那個時期的大學生多半非常反對美國全面介入越南戰爭。在這種背景下，我們就想，為什麼不多關注西方以外的文化、思想和傳統？
    在探索中國文化的過程中，我發現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很大，這種差異激發出我繼續研究中國文化的動力。不過，隨著研究的深入，我慢慢感覺到兩種文化還是有一些共同點的，尤其在有關高等教育的理想等方面。比如，中國傳統文化對受過教育的男性有成為“君子”的要求。其實“君子”和以前英國的“紳士”有很多相似之處，如果把儒家思想裡關於“君子”的特質給受過高等教育的英國人解釋一下，他們會很容易發現這跟他們關於“紳士”的理想有相似之處。
 
    中新社記者：您在《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一書中從“接受史”的角度研究李清照，在《美的焦慮：北宋士大夫的審美思想與追求》這本著作中則提出了“焦慮史”的概念。這些思路是如何形成的？東西方學界在方法論上是否有明顯區別？
    艾朗諾：有時候人們很容易把西方漢學研究和中國國內的國學或古代文學研究對立起來，我認為這是不合適的。我的這兩本書就受到過中國學者的影響。例如，在我研究李清照之前，就已有前人發現自清代以來，大家對李清照的認識是不確切的。這影響到我對李清照的看法，我認為應該重新思考、書寫這位女詞人，於是就有了“接受史”視角下的李清照。
    “美的焦慮”的概念也許是我提出得比較早。從北宋士大夫的作品中能很容易看出他們有“焦慮”的感受。這些人一方面愛好美的東西，同時又覺得這個愛好本身有問題，他們對美的東西持有矛盾的態度。另外，美國漢學界的一些傳統觀點我並不認同。比如，一些學者對宋代的研究一直很重視禮學，而我們文學研究者認為，把禮學當作宋代文化中最要緊的一部分失之偏頗。為了糾正我認為的偏見，我寫了研究宋代人對美的態度的書。
    關於方法論的問題，需要注意的是，即便僅僅審視西方學術界，我們也不能把西方漢學界當成一個統一的對象去看。西方漢學家之間也有爭論，也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高校對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各有傳統，我們也會有不同見解，並彼此撰寫書評。
    因為教育背景不同，中西方學術界在方法論方面差異更大。但我們很難簡單地說中國有某些研究方法，西方有另外一些研究方法。首先，很多美國漢學家是在中國出生、上大學，後來又到美國念研究生、博士並留在美國從事研究工作，這促使中西方學界的研究方法越來越接近。其次，西方漢學家都會讀中國國內學者的文章，中國的大學現在也比較關注西方的漢學研究，中西方學術界的互相影響越來越明顯。
 
    中新社記者：在研究中國文化的過程中，西方漢學家的優勢和劣勢是什麼？現在西方學者的研究中是否還存在“西方中心主義”的傾向？
    艾朗諾：因為不在中國生活，且母語不是中文，我們這些西方漢學家當然有劣勢。但正因為身在中國以外，我們可以從外面看中國的文化傳統。跟一直生活在中國的學者相比，我們更容易擺脫比較保守的觀點。比如說黃盛璋在20世紀50年代寫了關於李清照的書，他比我更早擺脫那些對李清照比較傳統的看法。但他的研究成果發表之後，受到很多資深學者的激烈批評。這些年長的學者不願意再去思考，不願意去重塑已經很成熟的觀念。在西方，漢學是相對小眾的學科，發表一種新穎的觀點，其他學者通常不會有這樣的反應。
    大概三四十年前，有些美國漢學家專門用西方最新的理論來研究中國古代文化，很多問題、誤解以及不公平的結論隨之出現。後來我們就很注意這個問題，努力不再用西方中心主義的想法和偏見來研究漢學。40多年前，研究中東的學者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Wadie Said）在《東方主義》一書中說，西方學界對中東的研究都有這樣一種偏見，他們以為自己比中東學者更瞭解中東文化。我們研究中國的西方學者也很注意這本書。
 
    中新社記者：在寫書過程中，您的目標受眾是哪些人？漢學研究有必要向大眾化靠攏嗎？中國古代文學是否可以成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樑？
    艾朗諾：西方漢學家的書一方面是寫給對中國文化瞭解非常少的普通西方讀者，讓他們對中國的認識更豐富一些。但寫這類書對漢學家的要求比較低，我們自己也不會滿足於此。中國國內研究中國傳統文學的學術成績已經非常高，西方漢學家當然也希望能作出貢獻。我們希望自己寫的每一本書都能吸引普通讀者和漢學研究者兩個人群的興趣，但在寫作的過程中，我們會想象它的主要讀者是其中哪個群體。
    今天的中國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這當然是很了不起的，也非常值得尊敬。我當然希望美國人先瞭解一些現代中國的情況。
    但如果說祗以現在的北京、上海代表中國最優秀的一面，作為一個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學者，我認為是不合適的。中國歷史那麼悠久，文化如此豐富，要對中國有更好的認識，就需要對中國古代的文化多一些瞭解，這也是我寫書的目的之一，我們系裡做東亞研究的學者都有類似的想法。
    多數讀者尤其是年輕人通常對現代的事情感興趣，所以我不能騙自己說，我們研究中國古代文化會有多大的社會影響。但是，如果我們每個人都作出一點貢獻，就可以讓美國人對中國的瞭解更加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