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郎新歌《羅刹海市》爆火
聊齋故事編入西方讀者的「枕邊書」
    【中新社北京10月6日電】（作者 任雨萌）中國歌手刀郎的新歌《羅刹海市》在互聯網上的討論熱度仍在持續。這首依託于中國經典文學作品《聊齋志異》（以下簡稱《聊齋》）的單曲和專輯《山歌寥哉》還漂洋過海，成為美國知名漢學家蔡九迪（Judith Zeitlin）津津樂道的話題。
    從蒲松齡的書迷到中國文言志怪小說學者，再到《聊齋》故事改編歌劇編劇，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教授蔡九迪與《聊齋》結下了深厚的緣分。近日，蔡九迪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講述《聊齋》的獨特魅力。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以《聊齋》中經典志怪故事《羅刹海市》為藍本的同名歌曲成為全球各大網絡平台最熱門的歌曲之一。致力於《聊齋》研究的你聽過這首歌曲後有何感受？如何評價這一現象？
    蔡九迪：實際上，21世紀初，我就是歌手刀郎的“粉絲”了——我剛剛從芝加哥住所的書架上翻出了3張當時買的刀郎的舊CD。我一直很喜歡他的聲音，以及他對民謠、流行樂、漢族和非漢族樂器以及主流電子樂器的創新融合。近年來，我沒有關注他的音樂，直到中國的朋友通過微信告訴我，刀郎圍繞《聊齋》故事製作了一張概念專輯，我對此感到非常驚喜。
朋友們發給我刀郎《山歌寥載》中的歌曲和視頻，其中一首就是《羅刹海市》。這是一張很棒的專輯，而且我是為數不多在海外討論這首歌的人。我不確定《羅刹海市》得到了多少西方主流媒體曝光，但我想，社交媒體上肯定有關於這首歌或這張專輯的討論。另外，《山歌寥載》中的歌詞非常艱澀難懂，除部分直接取自《聊齋》的內容外，還有很多詞句需要根據“教程”逐字逐句地理解。即便如此，這張專輯也已非常精彩。
    中新社記者：《聊齋》是最早被譯介到海外的中國古典小說之一，如今更是收錄進被西方讀者譽為“枕邊書”的“企鵝經典叢書”。你早在1993年就出版了研究《聊齋》的英文著作，其中文譯本《異史氏：蒲松齡與中國文言小說》（以下簡稱《異史氏》）也於今年5月在中國出版。你如何接觸到這部中國文言志怪小說？何以對這本書產生興趣？
    蔡九迪：我在讀研究生的第一年才真正接觸《聊齋》。由於我希望從事中國古典漢語記叙文方面的工作，且一直很喜歡志怪故事這一文學類型，因此我很快決定從《聊齋》入手。《聊齋》中的故事建立于歷史與幻想的邊界上，在可能與不可能、真實與虛構之間穿梭，令我著迷。
    如今，《聊齋》早已與我的生活密不可分，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任何人都會對如此精彩複雜的故事感興趣的。
    中新社記者：你最初從事《聊齋》研究時，西方學界對這部作品的評價如何？西方讀者對《聊齋》有多少認識？
    蔡九迪：我著手研究《聊齋》時，海外學界關於中國文言小說的研究著述依然寥若晨星。我有幸得以參考美國漢學家白亞仁（Allan Barr）於1984年在牛津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和早期發表的關於蒲松齡的研究文章——這些奠基之作確立了西方《聊齋》研究中考據學的標尺，亦為我減輕了不少這方面的學術負擔。
    實際上，《聊齋》很早就被翻譯成英文——第一部《聊齋》英譯本由漢學家、英國駐華前外交官翟理斯（Herbert Giles）在19世紀80年代翻譯完成，之後被多次重印，直到今日。然而，翟理斯的譯本僅包括了《聊齋》中大約1/3的故事，而且被大量删節。翟理斯還將他的譯本作為兒童讀物獻給他的子孫。問題在於，雖然《聊齋》中有許多精彩的故事非常適合孩子們閱讀，例如《促織》，但《聊齋》的主要目標群體並非兒童，其中有許多故事的主題非常成人化。
    後來，由英國企鵝出版集團（Penguin）出版、英國漢學家閔福德（John Minford）編寫的《聊齋》英譯本橫空出世，使這本文學經典收穫了新讀者的喜愛，尤其是在被應用於課堂教學後，有了更加廣泛的讀者群體。該譯本中收錄了一些最知名的故事，如《畫皮》《嬰寧》，但也有很多缺失。
    這也是我決定著手完成《聊齋》全書英譯工作的一個主要原因，我希望學者和普通讀者都能接觸到這本著作中的豐富內容。據我瞭解，美國學生和從事中國研究的同事都很喜歡《聊齋》。雖然他們有時無法讀懂簡短精煉的志怪故事，需要藉助更多背景信息輔助解讀，但總體來說，他們對《聊齋》很感興趣，能够獲得愉悅的閱讀體驗。
    中新社記者：你在《異史氏》出版之際重溫《聊齋》，對於這部作品有什麼新的體會和感受？
    蔡九迪：重讀《聊齋》故事仿佛故人重逢，依舊充滿新鮮感，保留著當年令我痴迷的文學魔力。如果說《異史氏》這部書尚有令人滿意之處，那就是它傳達了我在發掘《聊齋》故事以及這些故事中隱含的大千世界時，所深深感受到的興奮與激動。
    與許多學者不同，我並未將《聊齋》故事看作“現實世界”的反映。我認為，將“現實主義”這一概念應用於中國明清文學未免抱殘守缺，同時也不利於理解文言小說。蒲松齡擅于刻畫細節，能用寥寥數語營造出情緒氛圍，更通過完美的隱喻、恰當的典故為文章增色，令人物豐滿。但文言小說的特點之一在於故事中的留白——從這個意義上說，這與我們所認為的“現實主義”恰恰相反。文言小說是一種非常精煉和內斂的叙事方式。這與“話本”差異顯著，即使“話本”創作曾以“文言小說”為基礎。
    中新社記者：你在《異史氏》序言中稱，《聊齋》是你學術生涯中取之不盡的靈感之源。你對《聊齋》的研究如何擴展至其他領域？
    蔡九迪：我於2007年出版的英文著作《芳魂：明末清初中國文學中的女鬼與性別》就是例證。這部完全以女性鬼魂為中心的著作不僅僅是一部關於《聊齋》的研究。這本書以中國文學中一種獨特的幻想為中心展開——一個來自現世的男子與一個女鬼發生關係並使她復活，這種幻想為許多17世紀的經典作品提供了創作動力。《牡丹亭》和《聊齋》就是其中兩個主要的例子。《芳魂》的另一個研究重點是，鬼魂在文學、人類學、歷史學的維度中的豐富含義。從主題上講，蒲松齡等作家不僅僅將其作為討論死亡和來生的媒介，更通過鬼魂這一意象探索愛與激情、回憶與悲傷，體會著書立說的成就感、獲得不朽的聲名。
    中新社記者：近年來，你還專注於以《聊齋》為藍本的藝術創作，正在將聊齋故事《公孫九娘》作為原型創作英文歌劇《鄉村幽靈》。你對這部歌劇作品有怎樣的期待？如何讓西方讀者從理解到共情？
    蔡九迪：首先，就藝術性和深度而言，《公孫九娘》可能是《聊齋》中最完美的故事。它是根據一個真實歷史事件改編的，講述了明末清初時，清政府對山東一帶的抗清民眾進行鎮壓屠殺，幸存者萊陽生在“鬼村”愛上鬼魂公孫九娘。但他回到陽間後，卻無奈違背了與九娘的承諾，九娘怒而消失。
    每次讀到這個故事的結尾，我都悵然若失。慘案的幸存者總是希望逝者安息，卻無可奈何。幸存者所能做的就是書寫他們的歷史，紀念他們的事跡。我對《公孫九娘》的解讀融入了我個人的文化背景——我是猶太人，從小就在父母和老師的講述中瞭解到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納粹對數百萬猶太人的大屠殺事件。雖然我的父母都在美國出生，我們也沒有在大屠殺中 失去家人，但這種恐懼仍籠罩在心頭，我們害怕慘案再次發生。在猶太宗教和文化中，我們總是被告誡要“銘記”。
    在將《聊齋》故事改編成歌劇、電影和其他表演藝術形式時，進行大量改寫是必不可少的步驟。至於歌劇版《公孫九娘》，我認為這個故事本身就具備強烈的感情和衝突，契合歌劇的特點，將會是一台精彩的悲劇作品。但由於蒲松齡在原著中留下大量空白，在寫歌劇劇本的過程中，我必須填補很多內容，讓故事更加完整，因果關係和邏輯聯繫更加嚴密。
    我在寫劇本時得到的最好的建議之一是：你不是在寫蒲松齡的《公孫九娘》，而是在寫蔡九迪的《公孫九娘》。中新社記者：你還計劃開展《聊齋》全書的英譯工作，你的動力來源是什麼？《聊齋》走向世界還需人們做出哪些努力？
    蔡九迪：我很高興能開始這個新項目。我想每個讀到《聊齋》的人都會喜歡其中的故事。且對於國際受眾來說，單篇獨立的故事比長篇小說更容易理解。上月我剛剛得知，我獲得了一筆為期3年的基金會的大額資助，以幫助完成和出版第一卷《聊齋》英譯本。
    我目前正和美國《聊齋》學者韓瑞亞（Rania Huntington）合作完成譯作，她是我在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老朋友和同事，尤其在中國狐狸故事方面享有權威。
    此外，我的全部譯文已被收錄入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徐唐文苑》叢書，該叢書是以知名美籍華人考古與歷史學家徐心眉及其丈夫、美籍華人金融家、慈善家唐騮千命名的文集，旨在闡釋古典文學在當今社會扮演的角色，及其對人文學科轉型的重要性。這也是一項幫助世界讀者全面瞭解中國古典文學的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