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桂林石刻中讀懂中國文化
   【中新社桂林10月29日電】（作者 周利朔 蔣豐慧）桂林石刻始於東晉，興於唐，盛於宋，延續於元，繁榮於明清。無數文人墨客、士大夫來到桂林，登山臨水，把轉瞬即逝的靈感刻入山石，闡釋中國山水文化。
    為何桂林石刻有“北有西安碑林，南有桂海碑林”“漢碑看山東，唐碑看西安，宋碑看桂林”美譽？如何通過桂林石刻觸摸華夏數千年曆史文脈？桂海碑林博物館館長吳文燕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桂林石刻有多少？包括哪些內容？
    吳文燕：桂林石刻，包括碑碣和摩崖兩種主要類型。碑碣，指經過開鑿石料並加工成碑材進行題寫鐫刻，置於特定場合的石刻；摩崖，是利用天然的山崖石壁， 經過開鑿碑面，在山體上直接題寫鐫刻的石刻。桂林今存石刻以摩崖石刻為主，石刻的數量、質量在國內摩崖石刻名列前茅。古往今來，眾多文人墨客在桂林山峰的崖壁上留下大量摩崖題刻。
    桂林石刻現存約2062件，石刻的內容涵蓋政治、經濟、教育、歷史、宗教、文化、藝術等方面，主要分佈於桂林30多座山峰。2001年，桂林石刻被中國國務院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中新社記者：桂林山水為何能誕生桂林石刻？常言道“漢碑看山東，唐碑看西安，宋碑看桂林”，桂林石刻作為歷史文化遺產有何獨特性？
    吳文燕：石刻在中國有著悠久歷史，而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形成桂林山清、水秀、洞奇、石美的雄偉景觀，文人墨士到訪桂林，將自己的所思所想留刻在桂林山水間的岩壁上，千百年間延續不斷，形成桂林“諸山無一處無摩崖”的石刻文化遺存。
    桂林石刻現存唐碑28件，五代碑刻2件，宋碑469件，元碑26件，明代石刻327件，清代石刻441件，年代無考127件。宋代石刻數量居中國之冠，清代金石學家葉昌熾在《語石》一書中高度評價“唐宋題名之淵藪，以桂林為甲”，因此有“漢碑看山東，唐碑看西安，宋碑看桂林”之說。
    桂林石刻內容豐富，堪稱一部多方位反映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甚至科技發展的“周南太史書”。
   如刻於龍隱岩的宋代《元祐黨籍》石刻，是反映北宋王安石變法這段歷史的唯一完整石刻；又如宋代石刻《乳床賦》，記載了八百多年前古人對鐘乳石成因和生長 過程的獨特科學見解，成為中國最早考察岩溶地貌的文獻之一；而宋代呂渭《養氣湯方》，記錄了一方調養氣血的藥方，對所涉藥名、制法、用量和服法都有詳細記錄，具有研究傳統中醫藥學的文獻價值。
在研究中國山水文化方面，桂林石刻有得天獨厚的條件。桂林石刻記載山水紀遊的詩文、題名、榜書等題刻佔85%，傳誦千古的名句“桂林山水甲天下”，即出自題刻於獨秀峰的摩崖石刻。創作者將探索桂林山水的過程，以及遊山玩水時的切身感受，在第一時間、第一地點刻於山石，桂林石刻較之文獻記載更具特殊的第一手史料價值。
桂林石刻中的許多山水詩詞和遊記散文出於歷代名士大家，其文辭“皆典雅可頌”，借石刻得以保存傳世，使桂林石刻擁有了很高的文學藝術價值。
   如《全宋詞》中所收南宋詞人梁安世《西江月》、曾宏正《水調歌頭》，均為宋詞佳作，就採自七星岩和水月洞石刻。又如唐代的元晦、李陽冰，宋代的張孝祥、范成大、陸遊等著名文人在桂林所遺石刻，皆可補充他們個人詩文集的佚缺。可以說，桂林石刻是研究中國山水文化的一座文學藝術寶庫。
    此外，古人訪碑也是桂林石刻的獨特亮點，在龍隱岩、龍隱洞的石刻留存中，就有三組兒孫訪父輩先祖的碑文。這三組並列而刻的石刻所流露的古人社會、家庭、時代故事及情感表達讓人動容，幼憶長，今憶古，站在這些古人追憶父祖輩的同一地點，也讓我們“跨時空”與他們產生了情感共鳴。 中新社記者：桂林石刻如何體現東西方文化交流？
    吳文燕：在中國古代的石刻中，人們把依託於山崖開鑿出藝術形象的石刻類稱為摩崖造像。在作為桂林石刻重要組成部分的摩崖造像上，能看見古代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歷史。唐宋時期，桂林成為嶺南的政治中心和交通要道、中原文化傳播進入嶺南的重要樞紐。唐代寺院營建讓佛教高僧雲游至桂林，佛教文化對桂林的影響從摩崖造像的數量上便能窺見一二。
    桂林現存摩崖造像217龕642尊，其中唐代172龕520尊，五代2龕5尊，宋代26龕97尊，明代1龕5尊，清代3龕5尊，民國1龕3尊，年代不詳12龕7尊。這些作品中，《米蘭多靳瘞龕記》《安野那造石室記》《遛馬山造像》《貫休十六尊者像》等造像見證了東西方的文化交流。
    描述杜火羅國人的《米蘭多靳瘞龕記》位於桂林西山，雕刻於唐上元三年（676年）。杜火羅國位於今阿富汗北部地區，疆土曾到達塔里木盆地東部，玄奘西行經過該地。《米蘭多靳瘞龕記》證明了杜火羅國與唐王朝的密切往來。
    雕刻於唐景龍三年（709年）的《安野那造石室記》，是唐代絲綢之路背景下的產物。安野那是粟特人，粟特人來自中亞地區，自張騫通西域以來，粟特人就是絲綢之路上從事貿易最成功的商人群體之一。這件作品見證了粟特人在絲綢之路沿線的貿易往來和他們在桂林的生活。
    此外，騮馬山還發現高鼻梁、蓄長須的力士造像。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仿刻、原作為五代高僧貫休（832年至912年）所繪的《貫休十六尊者像》，也具有高鼻深目的外邦人特徵，作品有“胡貌梵像”之稱。從造像記載和龕形人物特徵上，這些石刻都體現出西域風格。由此可見，西域文化沿著絲綢之路進入中國北方、中原地區，還傳入南方的桂林，在宗教、藝術、語言等方面促進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 中新社記者：近年來對桂林石刻採取了哪些保護措施？桂林石刻在今天中外交流中擁有哪些潛能？
    吳文燕：20世紀60年代起，桂林普遍採用建造碑檐、碑亭和開鑿引水槽等傳統辦法對摩崖石刻進行保護。20世紀80年代，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對遭受破壞的叠彩山、西山等摩崖造像進行修補復原。2007年至2010年，桂林市與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合作，實施桂林摩崖石刻第一期保護修復工程。2017年1月，桂林市公佈施行《桂林市石刻保護條例》，對石刻的保護工作起到積極作用。
    桂林文物工作者對石刻的保護，主要集中在石刻載體保護、石刻本體保護、建立石刻檔案資料、採集石刻信息、數字化保護方面。如今，桂海碑林博物館藏品數量達8000余件，建立了桂林石刻藏品數字化存檔工作，利用三維數據採集將石刻信息數字化，保存石刻全方位信息。
    桂林石刻吸引無數研究者前往探尋，也頗受國內外學者青睞。中國著名歷史學家羅香林，於20世紀50年代在美國哈佛燕京學社協助下出版《唐代桂林之摩崖佛像》一書，使桂林石刻的歷史價值、藝術價值、文學價值較完整地保存至今。日本學者戶崎哲彥於20世紀90年代開始對桂林唐代石刻進行研究，先後出版《桂林唐代石刻研究》等作品，對桂林石刻及乳洞墨書進行係統研究與文化傳播，石刻中的精美書法助推了中日文化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採集桂林石刻信息所運用的傳拓技藝，不僅在保護工作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成為桂林石刻擴大影響力的重要途徑，中外遊客在此體驗桂林石刻傳拓技藝，並將拓印作品帶往全世界。2016年，桂林石刻傳拓技藝入選為第六批廣西壯族自治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
    2018年，桂林彩色拓印技藝被列入第七批廣西壯族自治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
    規模宏大的桂林石刻，不僅是桂林向世界展示多元文化交流的載體之一，也是研究桂林歷史、文化、科學、藝術、人文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