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在「至難」時奔向「至遠」
編者按：
    習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賀詞中，再度引用“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激勵奮進，引發熱議。此古語出自蘇軾名篇《思治論》，中新社“東西問”特專訪中國民族學會副會長曾明，解讀為何在人生“至難”，蘇軾卻能“圖其至遠”。
   【中新社成都1月6日電】 題：為何在人生“至難”，蘇軾卻能“圖其至遠”？
    ——專訪中國民族學會副會長曾明
（中新社記者 賀劭清）「古之人，有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年僅26歲的蘇軾在《思治論》中提出疑問。蘇軾用自己起伏波折的一生給出答案：因“烏台詩案”被貶黃州後，他寫下“天下第三行書”與千古雄文《赤壁》二賦；晚年被貶惠州、儋州，依舊樂觀曠達，留下華章無數。
    在人生低谷，蘇軾如何從“至難”轉向“至遠”？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用什麼樣的精神面對“至難”？中國民族學會副會長曾明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對此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蘇軾為什麼在《思治論》提出“古之人，有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
    曾明：蘇軾一生，元豐二年（1079年）遭遇“烏台詩案”之前為前期，元豐四年（1081年）“築室于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之後為後期，中間兩年可謂大徹大悟期。他的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前期“桃李春風”，後期“江湖夜雨”。
    《思治論》為蘇軾26歲時所作，恰好是他“桃李春風”之時。當時蘇軾出任大理寺評事籤書鳳翔府節度判官廳公事已兩年，他洞察民間疾苦、瞭解地方行情。在文中對當時朝政“三患”，即“財之不豐、兵之不強、吏之不擇”之弊，提出了要“課百官，安萬民，厚財貨，訓兵旅”。在《思治論》中，蘇軾還提出了“古之人，有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一問。可見，“至難”和“至遠”，在蘇軾心中是辨證認識的。即世間萬事萬物，都可以由難轉易，由小變大，由弱變強。幼樹會成林，溪流終入海。他堅信祗要定下心思去做，就    肯定能達到目標。
    中新社記者：蘇軾提出的哪些主張，對今日中國式現代化仍有參考之處？
    曾明：《思治論》全文雖祗有2000余字，卻清晰表明了蘇軾早期的一些理念。他在文中表示，執政重民生，以人民為本；安定靠制度，講規則規矩；太平須“活法”，應改革創新。
    此外，《思治論》還提出“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其意為在目的明晰、規劃周詳的情況下，政策就應得到堅定不移的執行，祗有這樣，事業才能獲得成功。蘇軾一生據“活”而變，從中看到了人世間的善。他明白“功業見于變”，認為“執一而不知變，鮮不厭者”，做到了“一”與“多”，“恒”與“變”的統一。蘇軾主張漸變，而不是“突變”。  蘇軾“擇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為法”的“通變”思想，今天依然值得借鑒。
    在文化方面，蘇軾因“活”而新，從中發現了萬物的美。他深知“新”乃自成一家之根本，這在諸多詩文中有言。《書吳道子畫後》論作畫，說“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評草書》講書法，說“自出新意，不踐古人”。
    蘇軾通過以文為詩、以詩為詞、以文為賦、以賦為文、以詩為文等做法，使新體更加成熟，舊體別開生面。比如《雪堂記》等均綴以騷體，《觀妙堂記》等以對話行文，呈現賦體文的特點，前、後《赤壁賦》等，打破成法以賦為論；《莊子祠堂記》等借“記”作“論”，使文章獲得更加不朽的生命力。
    不拘法度，不斷創新，蘇軾對“活法”的創造實踐，對當代中國文化藝術而言，依然具有啟示。我們要創作出與時代同頻共振的文藝作品，才能真正在中國式現代化中“豐富人民精神世界”，讓世界親近中華文化，促使世界讀懂中國、讀懂中國人民、讀懂中華民族。
    中新社記者：蘇軾有哪些華章，成於“犯其至難”？
   為什麼艱難睏頓之時，反而成就他藝術的輝煌？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用什麼樣的精神面對“至難”？
    曾明：蘇軾不僅將“活法”貫通于詩文詞賦、琴棋書畫，甚至待人接客之中，還實踐在他“一蓑煙雨任平生”的快意逍遙之中。自然中的“煙雨”，生活中的“煙雨”，仕途中的“煙雨”，在蘇軾看來，都是由“至難”向“至遠”轉換的必由之路。
    不管“大江東去”，還是“明月幾時有”，愜意歡喜、磨難坎坷，蘇軾始終保持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他在“至難”中依然能够保持從容灑脫、怡然自得的快意人生。年過六旬的蘇軾被貶蠻荒之地儋州，他不絕望不怨恨，而是登高望遠，享受絕美海景，“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
    蘇軾屢遭打擊，滄桑羈旅，卻仍有“人生如夢”的哲思，有“江海度餘生”的豁達，有“竹杖芒鞋輕勝馬”的遐想。蘇軾創造了一個令人神往的文化人格，包含了人性的豐富性和發展 的可能性，展現了最為健全、圓融，可信、可愛、可敬的活生生的真實人生，幾乎承載了中華民族對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所有期許。
    從“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到“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到“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再到“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祗等閑”，同樣反映出，事不避難是中華民族刻在骨子裡的精神密碼。中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經歷了太多風雨坎坷。面對任何“至難”，我們始終迎難而上，這與中華民族昂揚的精神境界、寬容的理想格局密切相關。事不避難難變易，胸無“至遠”易變難。新年新氣象，中華民族人人都心懷“至遠”的目標，就沒有克服不了的“至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