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革命歷史題材之影視作品光影「新姿」
    【中新社北京6月28日電】（中新社記者 高凱）前有電視劇《覺醒年代》創3億播放量，後有電影《1921》預售票房迅速突破5000萬元人民幣，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視作品於此間大小屏幕頻獲熱度口碑之雙贏，其展現出的光影“新姿”值得關注。
           叙事之新
    多年以來，作為一個重要的題材類型，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視作品形成了一系列叙事上的既有模式，嚴肅宏大成為其在人們印象中最為顯著的標籤，而包括《覺醒年代》《1921》等在內的一些近期作品最鮮明的特點，則在於其在尊重歷史事實的前提下，在叙事上極大地賦予了作品生活的真實感與豐富性。
    從叙事方式來看，近期取得成功的相關作品大多採用了略叙大事件輪廓，而深描小細節和小場景的方式。在對重大革命歷史事件的表現中不拘泥于對其全部過程的詳述，而是著力于還原歷史情境。
    從《1921》中全方位的城市舊景到《覺醒年代》中北大紅樓的一個電燈開關，精緻而經得起考據的服化道無疑令觀眾更容易進入情景。
    而外化的講究細描之外，更值得一提的還在這些作品于對於生活化細節的捕捉和展現。《覺醒年代》中，多年在外的李大釗歸家一幕，幼子不識，妻的驚喜雜合著慌亂，一如普通人家；《1921》中，觀眾可以在電影裡看到中共一大代表吃上海湯圓，王盡美、鄧恩銘、劉仁靜三位年輕的一大代表出去玩耍嬉戲……
    正是這些生活化、細節化的呈現，最終令遙遠的歷史情境在觀眾面前真實顯現，沉浸式的觀賞體驗得以為觀眾完成共情進行十分有效的鋪墊。
         人物之新
    “將歷史記錄變成真正精彩的故事，不能簡單介紹其經過，一定要讓觀眾在裡面看到人。”重大革命歷史電視劇《光榮與夢想》於此前完成首輪播出，在收視率和口碑上均得到觀眾的認可，談及創作心得，導演劉江首先就強調了人物立體化塑造的重要性。
    文藝作品中的人物能否打動觀眾，其關鍵因素是真實感。知名影評人阿郎表示，“革命者祗有先是常人，然後才是偉人。”他認為，《1921》同樣進行了將偉人還原為常人的努力，如毛澤東跑過上海街頭一段，如王會悟騎自行車一段。
    《覺醒年代》中，類似陳獨秀嗑瓜子這樣被主創經過細緻認真考證“挖掘”出的人物生活化細節不勝枚舉，這些對於歷史人物日常的還原，令其在觀眾面前從史料文字轉而成為鮮活生動的一個個曾經存在過的真實的人，而祗有這種真正意義上的塑造，才能令觀眾跟隨劇情感受到人物身上跨越時空的精神情感力量。
    除了生活化的真實，特別值得一提的還有這些作品對各類歷史人物的多元呈現。
    以《覺醒年代》中的林紓為例，對於這樣一位復古派的代表人物，《覺醒年代》並未因其與“新文化運動”的對立而將之塑造成單薄的所謂反派形象，當他的學生提出整人的“下作”的手段時，林紓勃然大怒言道，“文化之爭，堂堂正正！”這種對於人物的多元呈現，不僅令觀眾面前的整個歷史情境更加真實豐盈，對於更全面深刻地展現歷史的邏輯與真實更是有著積極作用。
            意境之新
    傳統的叙事和人物環節之外，“詩意”也成為近來引發關注的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視作品在創作研討中出現頻率頗高的詞彙。
    清華大學教授、著名電影評論家尹鴻曾特別指出，《覺醒年代》中對於意境的營造體現了從迎合大眾走向引導大眾的創作追求。
    “風雪雷電都有意蘊，狀物寫景都有意境，道具擺設都有寓意”，“無論是情深意長的風和日麗，還是盛情相邀的漫天飛雪，以及坎坷泥濘的小巷道路，在作品中都成為超越故事的主題和情緒的詩意表達。”尹鴻認為，《覺醒年代》最終成為觀眾眼中的“神作”，證明其成功引領觀眾進入了創作者營造出的審美空間。
    他認為，優秀的作品，永遠不應該停留在大眾的最低觀賞水平上，而是應該在不妨礙觀眾普遍接受的基礎上給以適當的審美提昇，祗有這樣，觀眾的審美水平才會不斷地從鈍化中得到昇華和提昇。
    而阿郎也特別提及了電影《1921》中頗具意境的處理手法，“創作者作品剪輯了很多歷史素材，顆粒感很強的資料畫面和電影精緻的影像重叠，這成為一個創作視角，也成為一個深遠的歷史觀，提醒大家，中國的年輕人是什麼樣的，中國為什麼是中國。”
    從叙事手法的突破創新，到人物塑造的深入多元，再到對於審美意境的進一步追求，此間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已經展現出頗具魅力的光影“新姿”，並以此逐步促成主流價值觀與主流市場的相互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