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驥才認為知識分子應該有「文化先覺」
    【中新社天津8月20日電】（作者 夏守智 王捷先）最近十數年，馮驥才的文學作品少了，但多了一個媒體冠予的稱號——“中國傳統村落保護第一人”。在此之前，他已為“搶救”非物質文化遺產奔走近20年。持之以恒的初心何來？馮驥才說，作為知識分子應有一份文化責任和“文化先覺”。
    近期，中新社記者在天津大學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專訪了這位年屆七旬的文化先達。2005年成立的研究院承載著馮老為中國傳統文化保護培養青年人才的厚望。
    研究院位於天津大學青年湖畔，中西合璧的建築風格，讓這座院落在周圍景觀中別具一格。步入院內，一汪池水碧波微蕩，上方主樓外牆滿布青藤，微風拂過，葉片一層層漾開，送來夏日裡難得的清涼。
    對馮驥才而言，研究院不僅是教書育人的所在，更是多年文化珍藏的展示場所。據工作人員介紹，秉承“學院博物館化”的理念，研究院內設有年畫剪紙廳、雕塑廳、民間畫工廳等小型博物館。這些博物館不僅與學院的教研緊密相關，對年青一代還是潛移默化的審美熏陶和文化體驗。
    上世紀90年代，隨著市場經濟快速發展，大規模城市改造遍及中國，許多老建築都寫著一個“拆”字，那時許多人沒有意識到，伴隨挖掘機轟隆聲，城市的歷史和個性也湮沒了。
    “知識分子要有‘文化先覺’，要比一般人更先感受到時代所遭遇的新問題。”他說，呼嘯而來的城市化對傳統文化造成衝擊，作為文化人和知識分子，有義務在社會倡導文化保護的重要性，“不僅要倡導，還要知行合一”。
    他放下手頭的文學創作和繪畫，一頭扎進了文化保護事業。當時，這樣的選擇並不被大多數人理解。
    2000年以後，城市文化保護有了一定成效，馮驥才又將目光鎖定在中國民間文化遺產保護。他和團隊立下目標：對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上、56個民族的民間文化進行“拉網式”調查。
    如今，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已形成國家、省、市、縣四級名錄，其中國家級名錄1300余項，被其餘三級名錄收錄的文化遺產則達幾十萬項。“中華大地上有多少文化遺產，我們心裡有底了，所以我在2011年時寫文章說，我們進入了‘後非遺時代’。”
    這是否意味著馮驥才認為文化遺產保護使命完成了？他回應道：“祗能說階段性完成，文化遺產保護的使命永遠在路上。”
    他提到，研究院近期將組織一個國際學術研討會，主題是文化遺產保護的科學體系建設。“凡是進入國家名錄的重要文化遺產，要對它們建立一個科學體系，否則我們保護便沒有科學支撐，就不可靠了。”
    至於傳統村落，在馮驥才等人的呼籲下，相關部門加大了保護力度，截至目前已評選五批中國傳統村落名錄，積累達6800余個。
    “現在的問題是許多村子沒人了，‘空心化’現象很嚴重，這樣一來評上傳統村落也沒用。我們正在探討如何積極地應對和有效地解決這個問題。”
    談及努力方向，他認為，不論文化遺產還是傳統村落保護，一定要和當代人緊密聯系，息息相關，不能擺在那裡“無人問津”。不過要把握好度，畢竟它們不是時尚產品，不能按時尚的標準加以改造。
    投身文化保護的同一時期，馮驥才曾連續擔任35年的全國政協委員。他表示，政協是溝通上下、反映民意、向國家建言獻策的重要平台。幾十年裡，他提了許多提案，涉及文化建設、文化遺產保護、傳統節日傳承等許多方面，得到了相關部門的重視，發揮了實實在在的作用。
    隨著年歲增長，馮驥才親赴一線“搶救”文化遺產的時間少了，他有了時間，拾起一度擱置的文學創作。去年底，名為《單筒望遠鏡》的長篇小說問世，媒體普遍用“重返文壇”來形容。
    小說講述的是義和團運動期間，一對不同文化背景的青年男女在天津碰撞出的傳奇與悲情故事。馮驥才的首部小說便是《義和拳》。不過，當初講的是義和團本身，而如今則通過對這一特殊的悲劇性歷史事件的反思，尋求人類不同文明之間健康交往的必由之路。
    馮驥才說，正是幾十年投身文化遺產保護的經歷，讓他對本土文化、西方文化有了更深入的體認，將“文化先覺”化為更深層的文化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