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的「活法」以人情為本
   （續昨）如果我們視通古今，就會注意到各種風格往往相輔互補，對立統一。如揚雄似“方”，司馬相如似“圓”；杜甫似“方”，李白似“圓”；韓愈似“方”，柳宗元似“圓”；唐朝李杜，詩好，散文則未能兼美，即便作文，也多是以詩入文，文如其詩，故稱他們為詩人。
   而蘇東坡則相反，他力圖在詩文各體的打通上做嘗試，把一些新體或者舊體，通過以文為詩、以詩為詞、以賦為文等做法，使新體更加成熟，舊體別開生面。方圓互補，意在法外，這才是詩學“活法”的真髓所在。
    蘇東坡前後《赤壁賦》是“以賦為文”的代表作——賦當押韻，而《後赤壁賦》全篇幾乎未押韻；賦之句型以四六言為主，而《前赤壁賦》中優美的文字，簡直與散文無二。這樣的賦，在當時就受到了“一洗萬古”的評價。
    “活法”說的提出，為中國詩歌由“唐音”向“宋調”的轉變奠定了理論基礎。而蘇東坡的若干文學主張，如“八面受敵”與“以情理推之”，“彈丸脫手”與“兔起鶻落”，“無意為文”與“有為而作”，“隨物賦形”與“行雲流水”，“以文為詩”與“以賦為文”，“以我觀物”與“自是一家”等，無一不是對“活法”說的最好實踐。
    中新社記者：如何從詩學“活法”引申到蘇東坡的人生“活法”思考？蘇東坡的“活法”究竟是怎樣的“活”？蘇東坡的“活法”又顯現了中華文化怎樣的底色？
    曾明：如果將“活法”局限在文論的狹義範疇，這未免誤解了“活法”。宋代之所以能一躍成為華夏文化的“造極之世”，其重要原因之一即這幾乎是一個人人言活法、時時言活法、事事言活法的時代，以至於周必大在《平園續稿》中有“誠齋萬事悟活法”之說。
    今天，對“活法”說，我覺得應放置到更廣闊的空間、更大的傳統文化格局下重新審視。“活法”之“活”，既有“靈活”之意，也可以“存活”相詮，其觀念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出辯證法的實質——一個“活”字，或曰一個“變”字。然而其“活”其“變”，又因人因事因時因地而異。“學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它是中國文化智慧的精準表達。傳統與現代，老樹與新花，如何因“活”而“活”，是人類文化史上經久不衰的命題。
    四川坊間有言：“人生緣何不快樂，祗因未讀蘇東坡。”蘇東坡不僅將“活法”貫通於詩、文、詞、畫、書法甚至美食之中，還將“活法”說自然而然、淋漓盡致地實踐在他“一蓑煙雨任平生”的快意逍遙之中。
    如人們耳熟能詳的，“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其實這三州恰恰是蘇東坡最失意之時，可是他卻豁達地將其稱為“功業”，這裡流露出東坡式的自信與達觀，也是我們中國人面對逆境時“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的“活法”。
    蘇東坡一生，在詩文上達事達理達意，在行動上達到其一生所窮盡之“理性”“得事之真”和“見物之情”。有“情”是他與其他理學家最不同的地方。
    當我們穿越歲月的厚重幕幔，不難發現，蘇東坡一生留下了太多的文化瑰寶，特別是他重“活法”有溫度的詩文，細讀檢討，常思常新。這些並不是文字的排列組合，而是流淌的歲月生命。這或許是蘇東坡從宋朝走到今天，成為中華文化底色的原因。
    如果我們要再進一步追問，蘇東坡的“活法”究竟是怎樣的“活”？那就是：以人為本，以情為本，而非以理為本，以法為本。“情”活而“理”死，“法”為“人”所創。故以法、理為本是“死法”；以人、情為本，才是“活法”。（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