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漢學家王健受訪時表示
翻譯中國詩詞要「腳踏兩條船」
    【中新社溫哥華4月16日電】（中新社記者 余瑞冬）在一位對中國古詩詞有深厚研究的西方學者眼中，唐詩宋詞美在何處？將中國古詩詞譯成英文有何挑戰？加拿大知名漢學家、翻譯家王健（Jan Walls）近日在大溫哥華地區素裡市（Surrey）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分享他對中文之美的感受。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如何與中文結緣並進入中國文化的世界中？
    王健：我一直到大概18歲時，對中國仍算是一竅不通。上大學前，我在美國印第安納州長大。後來在海軍服役4年期間，我在加州蒙特雷學習中文，並開始對中國文化感興趣。退役後，我回到印第安納大學繼續學習中國語言文化。當時我的導師是柳亞子的兒子柳無忌，那時我不知道這一關係的重要性，後來才發現我很幸運。我在大學主修中文、輔修日文。日本人在一千多年前就對中國和中國文化非常感興趣。幾乎沒有一個日本中學生不會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所以我非學日文不可。 中新社記者：吸引您鑽研數十年的中文，美在何處？
    王健：20世紀70年代初，我在UBC（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教漢語的時候，尤其在強化班，不祗要求學生看課本學普通話，還教他們唱一些中國的民歌，所以很多學生都會唱（《踏雪尋梅》）：“雪霽天晴朗/蠟梅處處香/騎驢把橋過/鈴兒響叮噹……”。我又教他們朗誦唐詩。傳統的中國人朗誦詩歌不像今人，而是（帶有曲調地）吟咏。所以很多這邊的學生都會學習吟咏唐詩。西方沒有相對應的習慣，都是富有戲劇性的朗誦。我更欣賞中國傳統的詩歌吟咏方式。
    中國人很喜歡用四言套語（俗話），或四言成語。不會用四言成語的話，簡直無法說非常自然的中文。中國人很喜歡用比喻性的說法，不怎麼直接描寫，更多是用成語或諺語描寫事物，包括人際關係。我覺得這是中文一個最可愛的地方。
    中文有那麼多成語和諺語。它們對事物的描述恰到好處。比如，中國人說“飛機上吹喇叭——唱高調”。我都很喜歡，可是要給外國朋友解釋明白就很難了。
    唐詩的結構非常重要，而且定型很明顯，我更欣賞宋詞的多樣化。我跟夫人李盈教授（注：李盈教授於2023年10月離世）合譯的《空鳥跡》一書收錄了王安石的130餘首詩詞。
   中新社記者：將中國古詩詞翻譯成英文時，難在何處？其中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王健：其實白居易的大多數詩比較好譯。李白的詩作有上千首，作品也比較有名，我也譯過不少。我欣賞中國詩歌或詩詞，主要是為了翻譯，更多是從翻譯家的角度來欣賞的。因為我翻譯過數百上千首，有時候我看一首詩，一看就知道這是“老太太打跟頭——很難翻”的。可能我就不敢翻譯了。
    而且我的譯作一定要能用吟咏的調子來朗誦。比如（王維《竹裡館》）：
    獨坐幽篁裡/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Bamboo grove alone /Strumming humming tones /Deep woods, no one knows/ Then comes a full moon.
    又如（李白《靜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Moonlight all around/ Like frost on the ground/ Look up a full moon/ I miss my hometown.
    對我來說，好不好譯指的是能不能用英文朗誦、吟咏。我注重的是吟咏，因為這是中式傳統。中文比較容易押韵，因為普通話祗有四百多個音節。如果譯作要吟咏的話，最好也能押韵。但我不限於譯成押韵的英文，因為英文有上千個音節，所以英文押韵有時比較勉強，容易讓讀者想到“打油詩”。翻譯詩詞最難的是要“腳踏兩條船”。最好能够忠於原文的句子長短，尤其是詞，不是詩。
    同時也不要違背原文的精神。中國人的思考方式當然會表現在詩歌或詩詞裡。可是，經驗產生期望。如果（翻譯者）沒有一般中國人經歷過的經驗，就很難找到一個自然的英文表現方式。所以要找到一個“腳踏兩條船”的表現方式翻譯。這個很複雜。 中新社記者：中西方在表達方式上有什麼主要的不同之處？
    王健：我欣賞中國文化的緣由之一，是對一個有文化的中國人來說，當討論某個複雜題目時，他會用一個四言成語把整個氣氛全面抓住。這對說英文的美國人、加拿大人是很難的。
    我所認識的中國人似乎都欣賞這一點。當用一個間接的、而非直接的說法來提供一個結論時，他會欣賞。而“洋人”大概會覺得，你為何不直截了當地說、有話快說？
    對一般美國人來說，中國屬於“玄秘的東方”（the mysterious orient）。但21世紀的中國人跟20世紀的中國人相比，思考方式已經改變。這要感謝互聯網和數碼溝通技術。而且現在 中國年輕人跟外國人的聯繫、溝通更加頻繁。溝通越多，就越沒有所謂的“玄秘”了。
    中新社記者：中西方的文化基因有諸多不同。您認為，中國和西方的文化發展是一定會分道揚鑣，還是會殊途同歸？
    王健：中國人說“到什麼山上唱什麼歌”，用中文時一定要用中國人的思考方式和表達方式。不要認為這樣做會改變自我認識，而要當作加強應付新環境的本事。
    我從一開始就提醒學生，用英文說話跟寫字真的是大同小異。但用中文的話，你說的（口頭語）跟寫的（書面語）差別比較大。為什麼？因為寫漢字比寫26個英文字母複雜得多，所以一定要想到一些可以省時、省力、省腦筋的方式來表達思想。所以中文有很多省略的表現方式。 如果瞭解中國歷史跟加拿大、美國歷史的話，早晚會思考到殊途同歸，因為任何社會要面對的現實都是大同小異的。有文化的人會承認殊途同歸具有的價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