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暑山莊可比肩萬里長城 
     （續昨）這些寺廟駐有喇嘛僧侶，供新疆、西藏等地的民族朝覲皇帝時禮佛之用。蒙古各部重要首領幾乎都到過承德，包括喀爾喀蒙古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和漠南蒙古的活佛章嘉呼圖克圖。為加強對蒙古各部的管理，乾隆特將漠南蒙古的宗教首領三世章嘉活佛奉為國師，令其常伴左右。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喀爾喀蒙古的宗教首領哲布尊丹巴三世活佛到承德朝覲，普寧寺也一度成為其禮佛誦經的場所。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西藏政教首領六世班禪到承德覲見乾隆，賀其七十大壽。乾隆皇帝對班禪的到來非常重視，研究藏史、學習藏語，下令根據班禪居住的扎什倫布寺，在承德仿建須彌福壽之廟（俗稱班禪行宮），讓六世班禪一行居住於此。
    可以說，避暑山莊及周圍寺廟不僅深刻反映清代前期處理與內外蒙古、新疆、西藏等地民族關係的歷史，更是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鞏固發展的重要見證，促進了中華民族大融合。
    中新社記者：避暑山莊集中國建築、園林和宗教之大成，為何說它充分體現中國人追求“天下一家”“和而不同”“山水之間”的智慧、思想和境界？
    孫繼新：山莊文化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概括和總結，儒家、佛家、道家文化均在山莊得到充分體現。
    儒家文化追求的“大一統”思想，體現在避暑山莊的佈局上。整個山莊酷似中國廣袤河山，山莊西高東低，模擬中國地形大勢，圍繞山莊蜿蜒10公里的城牆仿佛雄偉長城。全國名勝薈萃山莊，564萬平方米的宮苑擴為縱橫千萬里、上下五千年的微縮景觀，有“移天縮地于君懷”效果。山莊的整體佈局正是儒家哲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物態載體。
    關於道家文化，山莊內設多座道觀，著名的七十二景取自道教“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的吉祥寓意，湖區三島仿自太液池三座仙島——蓬萊、方丈、瀛洲，體現道家“一池三山”文化。此外，乾隆所題《林下戲題》碑更是對道家文化的詮釋，表達出世之人做“林下人”（退隱之人）的心態。
    關於佛教文化，外八廟使山莊蘊藏更多佛學文化因素，山莊內也建多處寺廟，如壁峰寺、珠源寺、法琳寺、永佑寺等，甚至在宮殿區佈置多處佛堂。這些宗教寺廟和佛堂不僅傳達中國古代的宗教思想文化，也傳達出康乾時期的民族宗教思想。
    當然，山莊也融入遊牧文化，如北面的試馬埭、萬樹園、蒙古包等，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補充。
    中新社記者：清代鼎盛時期，民族團結達到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山莊模式”對中國幾千年的民族史、邊疆史、宗教史有何貢獻和發展？對世界有何深遠影響？
    孫繼新：清代前期統治者對中國幾千年的民族史、邊疆史、宗教史進行深刻思考，通過“以儒治國，以教治心”，為中國疆域版圖的形成奠定堅實基礎。康熙皇帝對漠南、漠北喀爾喀蒙古的經營，乾隆皇帝對新疆、西藏的治理，有效團結邊域少數民族，打擊少數民族分裂勢力，通過宗教、封賞、賜爵、戍邊等手段實現了大一統局面。
    同時，清代較好解決了邊疆民族與中原政權由來已久的衝突矛盾。康熙皇帝通過烏蘭布通之戰，拯救漠北喀爾喀蒙古的命運，而後及時舉行多倫會盟，把對漠北蒙古各部的統治，從概念性、宗主性的鬆散式管理轉變為盟旗制、封爵制，植入中央政府的制度、律例，對之進行全方位、有效的綜合治理。乾隆對盟旗制的改革，對西藏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的册封，對“金瓶掣簽”制度、“駐藏大臣”制度以及《欽定藏內善後章程》的實施，都標誌清盛世的民族團結達到空前高度。
    此外，清代對“中華民族”概念的形成和發展起到重要作用。雖然這個概念辛亥革命前後才出現，但清代前期的統治者就已跳出長城，認為滿族、蒙古族、維吾爾族、藏族是大家庭一員，視野更廣闊、深邃，格局更大，“中華民族”大概念已形成雛形。
    民族和宗教問題是當今世界的共性問題。清代對民族、宗教、疆域問題的認識和總結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它的一些做法和策略，在當下仍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續完）